新加坡联合早报新闻网，在11月20日晚十点，推送了一条中国足协暂缓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命令，亚洲华文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了中国足协关于限薪的行政命令。可以确定，2020赛季的国内球员薪水，将通过制度化的标准来制订。

中国球员——尤其是中超球员的薪水，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个金字塔的顶端，郜林的年薪达到了1200万人民币，而任航在转会到河北华夏之后，年薪达到1580万人民币。2017年华夏主场廓坊市的人均收入位于河北省第一位，达到77298元。一名普通廊坊人，要工作204年，才能拿到任航一年的薪水，石家庄人需要237年，邯郸人就比较悲摧了，他们需要281年，当然，这是理论上的数据。

2011年，中超顶级国内球员的年薪，不过300万人民币，拿到这个数字的人，不超过二十人。黄博文只有在转会到全北现代后，才拿到约合260万人民币的税前收入，杨智的收入始终不到300万。但是从广州恒大打入中超之后，中超薪水支出出现了质的变化。

2011年，中超球员工资支出是5.88亿人民币（含外援工资），2012年，暴涨至8.66亿，广州恒大2012年的工资支出，为2.28亿，上海申花为1.51亿（阿内尔卡的工资占了一半）；第三名山东鲁能的工资支出，只有8000万人民币。

恒大在随后四个赛季里，展开了一系列金元攻势，他们在中后场用高薪屯下了郑龙、姜宁、杨昊一系列国脚，将中超国字号球员（包括替补以及国奥）的年薪，迅速推高至500万人民币以上，使中超其他球队球员的年薪，跟随着广州恒大的步伐不断上调，到了21018赛季，中超薪水总支出达到了48.3亿人民币（7亿美元，按时率1:6.9）。

可以说，在2019赛季，一位中超主力球员的年薪，达到200万人民币没有任何困难，在八年前，当时的主力国脚杨智，在税后还拿不到这个钱，这一切，要归功于恒大推行的金元足球。

但是高收入，对于中国球员来说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脚球员“排斥”国家队的比赛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贝尔在威尔士2-0战胜匈牙利的比赛结束后，高举着印有“威尔士、高尔夫、马德里”的红龙旗帜，贝尔认为威尔士在皇马之上，如果要让某些人举旗，那就是钱、钱、钱，钱比国家队还重要。

在俱乐部踢球，除了年薪还有奖金，一旦在国家队踢球受伤，会导致收入减少，广州恒大的投资人许家印先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，通过罚款来管理在国家队表现不佳的球员，这也证明了一点，国脚球员对于国家队比赛普遍“兴致不高”；二十年前，中国球员面临生死战是心理压力大，但是想赢球；现在就成了不想踢？

中超部分球员的高薪，并不意谓着足球从业者都能拿到合理的薪水，因为没钱退出的中乙中冠球队比比皆是。有些俱乐部甚至在高薪之下，无力交纳税款。延边足球队曾经因为无法支付球员税款（球员拿到的是税后收入），而最终解散；同样，辽宁队现在也有这个问题，辽宁的球员工资欠税达到了3.8亿。

但这一切，并没有让中国足协真正动过调控工资的念头，真正动了念头的原因，是因为斜利亚以2-1战胜中国队之后，里皮认为球员失控，缺少斗志、欲望和胆量。

里皮辞职之后，中国足协仍然希望回护球员，毕竟四十强赛还没有打完，但网络间民意沸腾，普通认为国脚球员薪水过高，导致根本无心踢国家队的比赛；完成最后一脚的人，出现了。

叙利亚队长萨利赫，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中国球员赚钱太容易了，而叙利亚球员不好好踢球，一定会被饿死。比如打入中国队一球的奥马里，月收入只有1600人民币。

萨利赫的话，是导致限薪令出台表面原因，也是直接原因。对手用最基本的人性，完成了对中国球员的素描，那就是对于金钱的欲望，超越了对于其他事物的热爱。

中国足协的限薪令为：（税前）中超球员不超过一千万，中甲球员不超过五百万，中乙球员不超过三百万。这条限薪令的意义在于，中国足协倒逼着开始接受民意，这是一条民意和对手推动出的限薪令，叙利亚人功不可没：23年前他们0-3输给中国队，把中国队最后一次在西亚送到了亚洲杯的八强；23年后，他们用一个2-1，证明了足球的价值高于金钱，还推动了限薪令的出台。